“藏礼于器”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藏礼于饰”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尽管风格迥异，却共同承载着东西方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追求，成为信仰的载体、身份的标识以及生命仪轨的见证。

为何贵金属会在东西方文明中不约而同地成为礼制与精神的象征？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应用、审美偏好及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差异？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叙事框架下，又将为理解文明的传承与交融带来哪些启示？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的专访。

记者：为何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

任雪莉：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举办的“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和“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两场展览，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展现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并完善人生礼仪。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贵重金属的稀有、耐久、光泽等物理特性，使其天然具备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然而，更值得探讨的是，不同文明究竟如何将这种物质潜力转化为文化属性。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境内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成语“一言九鼎”、“钟鸣鼎食”等都体现了商周时期“藏礼于器”的思想。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是国家秩序与宗法伦理的物化体现。尽管青铜器逐渐从宗庙重器转变为日常用器，其承载的礼制精神仍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

在世界的另一端，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黄金珠宝既是身体的装饰，也是正式场合的华美点缀。它们满足服饰的实用需求，彰显佩戴者的社会阶层、官职、财富与权势。黄金珠宝也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和嫁妆组成部分，在婚礼等关键人生礼仪场合佩戴，具有趋吉避凶的寓意。黄金也被用于献祭圣所，作为感恩的信物，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美满、子嗣昌盛、健康安宁。黄金珠宝也会随逝者一同入葬，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确保灵魂不灭。

因此，尽管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但它们都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承载信仰、划分等级、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贵金属由此成为文明秩序的“物化符号”，这一共识构成了两场展览得以对话的逻辑基础。

记者：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不同？

任雪莉：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基础上，东西方文明又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间文明的对话。

在具体使用方式上，中国青铜器主要应用于宗庙祭祀与墓葬礼仪，注重器物组合与空间布局，通过器用制度彰显礼制规范。西周青铜器多铸有长篇铭文，用于“纪功伐”和“颂祖德”，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要功能，花环、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广泛用于婚嫁、丧葬、献祭等人生仪礼，其使用方式更侧重于即时彰显个体身份。

在审美取向上，西方偏爱黄金搭配玛瑙、青金石、珍珠等宝石，崇尚华丽璀璨、贴身装饰的美学风格，强调材质对比与视觉冲击。而华夏自古尚玉，青铜器虽为吉金，其美学追求却重在造型的庄重、纹饰的神秘与铭文的厚重，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这两种审美取向，反映了东西方对“神圣”与“尊贵”的不同理解。

在制度表达方面，希腊化时期，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锡仿制品，其等级划分依据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中国青铜器也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例如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士大夫五鼎；天子祭祀用太牢（猪牛羊三牲俱全），诸侯用少牢（猪羊）。

最后是制度的演进。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展现出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印度宝石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连贯、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从商周青铜重器，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再到明清孔庙的成套祭祀铜器，礼乐精神一脉相承，未曾中断。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记者：两大展览均以“金”为媒，将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叙事框架，这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

任雪莉： “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与“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原本是两个主题不同、叙事各异的展览。但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并非简单的同期举办，而是在策展层面进行了一次再创造——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使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产生了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从而重塑了一个以“追金”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

这一策划跳出了单纯的器物陈列，旨在构建兼具学术深度、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其深层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各地独特的工艺、宝石材质、神话符号相互渗透，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西亚镶嵌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共存。这充分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封闭则衰、开放则盛，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

其次，文明因延续而绵长。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精神的层层转化。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仿古铜器延续了三代礼乐内核，祭孔仪式复现了青铜礼器传统——器物、文字、精神代代相承，构成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最后，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各美其美”。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开展对话，并非为了评判优劣，而是在对照中同时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延续而绵长，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