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水晶杯，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早期水晶制品中体量最大的，并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国宝级文物。

1990年，这件造型酷似现代玻璃杯的水晶杯在杭州出土，因其“穿越感”备受关注。它究竟有何奇特之处，又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原馆长杜正贤。

杜正贤在访谈中介绍，战国水晶杯是一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圈足高2厘米。杯子呈敞口平唇，斜直壁，圆底，圈足外撇，杯体透明，表面光滑无纹饰。其造型简洁而制作精良，器表经过抛光处理，杯底和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自然结晶。

战国水晶杯出土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现属拱墅区）的一处工农砖瓦厂。1990年下半年，杜正贤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期间，接到村民反映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古代瓷片。考古团队根据这些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片以及该区域此前出土的同类器物，判断此处存在战国墓葬。尽管有人认为该区域已被挖平，但杜正贤根据发现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瓷制编钟，推测其为后期祭祀遗物，而非墓室本身，并判断此处应为大型墓葬。在时任负责人支持下，挖掘工作于10月底正式展开。

挖掘工作持续一个多月，当发现木炭时，考古人员十分兴奋，因为该时期许多大型墓葬会使用木炭防潮。考虑到可能随时有文物出土，清理工作转为使用竹签。最初出土了瓷器和陶器。后来，杜正贤在土层中意外发现反光，便小心翼翼地沿着杯壁“抠”出了一只水晶杯。考古人员将其妥善保护，未取出杯内泥土。

当时墓葬中的棺椁已消失，但出土了包括玉器、玛瑙等在内的一些墓主人随身佩戴的小型器物。战国水晶杯的出现最为令人惊叹。随后，杜正贤将水晶杯带到北京，请苏秉琦和宿白两位考古学泰斗鉴定。两位专家长时间研究后，均感叹“神奇”，并建议咨询地矿部门。浙江省地矿厅当时表示，国内难以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但无法断定古代是否存在。最终，结合权威专家鉴定、杯中泥土的孢粉分析以及墓葬木炭和陶器的C14、热释光等分析，确认该器物属于战国时期。

许多人认为战国水晶杯具有“穿越感”，其“神秘”之处在于器形与现代杯子高度相似，不像2000多年前的物品。有人甚至猜测是盗墓贼遗落的“玻璃杯”。然而，实际触摸战国水晶杯，可感受到其与现代啤酒杯材质的不同，手工打造的杯壁更厚，与现代工艺玻璃杯存在显著差异。

在考古界，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谜团”。首先是“材料来源”，其高纯度水晶的来源至今不明，同等纯度的水晶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其次是“取芯工艺”，水晶硬度高，加工难度大，尤其是杯子斜壁上宽下窄的造型，其取芯方法（如管钻法、金刚砂打磨等）仍无法确定。第三个谜是“抛光技术”，由于杯内空间狭窄，古人如何将内壁和底部打磨得如此光滑平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全球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战国水晶杯因此成为一件“孤品”。

关于墓葬主人，虽然墓室内未发现棺椁，但出土的34件陪葬精品器物，包括玛瑙环、玉虎、原始瓷编钟等，结合年代测定，学界倾向于认为墓主人是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后，楚国派驻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这一判断基于墓葬的几个特点：墓道朝向山头（楚墓常见特征）、二层台和排水沟等设施（越国少见，楚文化区常见）、以及出土器物（如原始瓷、编钟、琉璃器等）仿楚国风格明显。

杜正贤认为，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技术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与现代杯子相似的造型，反映了设计上的突破以及当时的社会审美。而取芯和抛光等工艺上的“谜”，则体现了高超的手工技艺。进一步研究战国水晶杯，有助于深入了解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该杯无雕刻花纹，应为实用器而非礼器，对其研究可从水晶应用角度，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

关于战国水晶杯的“谜底”何时揭开，杜正贤表示，目前该杯是独一无二的，全球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器物。阿富汗曾出土过一件更小的水晶杯，但制作难度和年代均不同。因此，要解开其“身世”之谜，更多有待于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同类考古发现的进一步积累，通过对比研究获得更多线索。

从文明交往角度看，战国水晶杯可能蕴藏“惊喜”。其高纯度水晶原料的来源（国内生产或国外引进）尚不明确。若能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将有助于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当时的人口迁徙、区域文化交流乃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

受访者简介：

杜正贤，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