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何在？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赢得人民的广泛支持的？中国的发展经验能为其他国家带来哪些启示？
在中国的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者米夏埃尔·盖格尔。他分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和经验的见解。
盖格尔长期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持续关注中国的实践发展。早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便组织德国专家学者出版了《中国百年》（中译本名为《点赞中国》），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
采访者： 郭梓云，本报欧洲中心分社记者 受访者： 米夏埃尔·盖格尔，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问题研究者、作家
“中国正在开辟一条令人兴奋的全新社会发展道路”
记者： 您为何对中国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盖格尔： 我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已近二十载，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及发展道路的著作。中国之所以吸引我，在于它正探索一条令人振奋的全新社会发展路径，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尚未尝试解决过如此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精神触动，也成为了我研究中国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意味着共产党人需要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空间。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实途径异常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曾有人质疑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但中国的实践正在有力地证明其有效性，这也促使全球学界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
记者： 您曾指出，“理解中国道路，不能局限于‘西方思维’的模式”。传统的“西方思维”在认识中国道路时存在哪些误区？
盖格尔：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发展迅猛，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国家。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的主流舆论往往倾向于放大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问题，却忽视了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就像一瓶水，有人只看到已满的部分，有人却只关注空的部分。我认为，这种认知偏差与社会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主体性，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更重视个体与集体的协调，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强调共同发展。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导致部分西方观察者习惯于用自身固有的经验来评判中国，从而无法洞察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
记者： 您出版《中国百年》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盖格尔： 中国发生的一切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学界常常探讨，中国取得的成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必须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再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直至实现国家快速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因此，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习惯于批评中国，他们似乎害怕“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我们有责任尽绵薄之力，从不同视角讲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向西方国家进行介绍。出版《中国百年》，正是希望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
记者： 许多国家都曾探索过社会主义道路，为何中国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盖格尔： 关键在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能够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并以极具创造性的思路处理各种矛盾。
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能够并存。当时，欧洲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尝试整合这两种经济模式，但受制于多种因素，最终未能实现。中国则大胆突破了固有框架进行实践，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实践突破，如今已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都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需要一个更为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刻把握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设计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创新性地解决了发展道路上遇到的诸多难题。可以说，中国的实践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
记者： 您曾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投资回报率”。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一“投资回报率”？
盖格尔： 客观评价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完整历程。如今，“投资回报率”已不足以形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取得的成就，我更倾向于将其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极大地丰富和激活了这套理论本身。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自身经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成功探索。
至今，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割裂开来，但中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两者的融合不仅可行，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一点在于，它能够将当下的时代背景与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相结合，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的经验值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研究和学习。
记者： 中国悠久的文化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土壤和养分？
盖格尔： 我之前提到过中国对集体的重视。在中国古籍记载的历史中，国家负责建设基础设施，兴修水利，并根据各地旱涝情况调配水资源，以保障整体农业生产。这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强调人的责任和积极作为。
马克思同样非常关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将实现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置于重要位置。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对话，并在中国社会找到了独特的发展基础。
“人民至上已融入中国共产党血脉之中”
记者：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之处体现在哪里？
盖格尔： 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务实的态度，从不宣称掌握绝对真理，更不会强迫其他国家照搬其发展模式。坚持立足本国国情总结经验，持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这样的思维模式，他们始终主动进行自我革命。作为一个长期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以务实的精神正确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种自我净化能力，不仅能及时清除党内的投机分子、整治腐败问题，也能使政党持续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还具备长远的眼光。中国共产党人对时间的理解与常人不同，他们的思考并非以年为单位，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这种耐心、定力和长期规划能力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
记者：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
盖格尔： 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之高，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党“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持续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说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实际需求，并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人民群众，从人民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再将解决问题的经验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实践过于依赖理论文本，试图从经典著作中直接寻找答案，而未能充分倾听人民的真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能够不断调整自身，回应人民的关切，这是其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于群众，“人民至上”已深深融入其血脉之中。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值得支持，并非依据抽象的理论，而是看自己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以中国的脱贫事业为例，我了解到，有数百万名党员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并非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深入最贫困的地区，了解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
记者： 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人的“渡河”智慧？
盖格尔： 我非常喜欢“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化，本身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一步步摸索和验证。沿着一块块“石头”试探着前进，有时甚至需要及时调整方向，才能抵达河的对岸——这种务实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德国，我们常说“一场比赛的结束，是下一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已经克服了无数困难，渡过了许多河流，前面还会有新的河流出现，中国需要继续“渡河”。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遇到新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其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破浪前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
记者： 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盖格尔： 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小康，更为世界各国在思考新问题、开展思想交锋、探索现代化道路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例如，如何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些极力推崇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当前的发展中也遇到了问题，这表明市场并非万能。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在吸引更多外资和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发展的自主性。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了解如何在不失去自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中国的长期规划能力也值得学习。中国连续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公开宣布要达成的目标，并且每五年都会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根据实际进展及时调整优化规划内容，以确保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这种做法值得各国借鉴。
记者： 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动荡，“战争不可避免论”等论调持续蔓延。中国在化解国际分歧、维护和平稳定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
盖格尔： 在我看来，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竞争逻辑的道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并不必然需要通过扩张和对抗来维护自身利益。中国的 Thus development 历程表明，大国可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克制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当前冲突不断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对抗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始终强调划清原则底线，同时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在复杂局势中努力寻求平衡，这体现了成熟的战略智慧。这种平衡之道，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相契合。真正高明的政治智慧，并非在对抗与妥协之间做出简单选择，而是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长远稳定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记者：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方案，对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盖格尔： 我尤其欣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看来，这是对和平共处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平共处意味着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的前提下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进一步强调，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之间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需要相互依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极具远见的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重要思想。